三次不辞而别 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斗争
三次不辞而别 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斗争
1971年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不过。要说1971年林彪从不曾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也不属实，9月13日他踏上不归之路时就未与毛泽东辞别。本文摘自第101、102期《记忆》，作者蒋健，原题为《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罗荣桓传》和《罗荣桓年谱》的主要作者黄瑶最近撰文说：“1971年4月19日，林彪返回北京。在京期间，林彪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一劳动节晚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放烟花。第二次是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和周恩来作陪。这两次，林彪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而且都在活动中不辞而别。”〔1〕
据笔者所知，有关林彪在1971年的公开活动中与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最早出自当年的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他不仅回忆了1971年“五一”劳动节上午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上天安门城楼的情节，还声称当晚的焰火晚会，林彪因为要抽大烟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再三劝说后，才不得不中断抽大烟，姗姗来迟，到场后却始终不同毛泽东打招呼，而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示了毫不介意的大度。林彪在城楼上不辞而别后，再在镜头上出现已是6月中旬，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来华访问，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林彪再次提前离开会场，坐在外面忍受着大烟瘾的折磨……〔2〕
杜修贤的说法，尤其是关于林彪五一劳动节晚间不辞而别的说法，不仅为许多专业的党史专家和专著所采纳，比如，高华就多次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3〕、“林彪当着西哈努克的面负气而去，……，毛主席的手下没有一个敢这样的”〔4〕，《周恩来年谱》有“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的辑录〔5〕，《毛泽东传》也有 “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的叙述〔6〕，而且通过作家顾保孜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摄影师眼中的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之类畅销书广为公众所认知。
“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未迟到，早退请了假
实际上，1971年“五一”节那天上午，天安门城楼根本没有什么领导人参加的活动。
至于当晚的事情，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肖奇明回忆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7〕另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邱会作回忆说：5月1日夜，毛泽东、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泽东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泽东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邱会作还回忆：林走后，毛也进休息室了。叶群见机马上进去同毛谈了近两个小时，谈完后她很高兴，并告诉邱会作等人：“主席同我谈的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 〔8〕
由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可见，林彪当晚未迟到，早退前也向毛泽东请了假。
从197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也可看出林彪当晚并未迟到，因为头版上有两张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其中第二张照片的图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更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是，当年的新闻影像清楚地记录了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的画面，更有林彪在城楼上落座后笑容满面的镜头。〔9〕
也就是说，尽管内心有不满，但林彪在公开场合仍然对毛泽东表现出其一贯的恭敬，并非“见到毛泽东都形同陌路”。
当然，因为身体的原因，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较短，以致于江青当晚都没有和他说上话，甚至有可能没看见他，所以江青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叶群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10〕
林彪是否求见毛泽东遭拒呢？
那么，6月3日，在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林彪会不会见到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呢？
让我们看一下，自劳动节晚会后的一个多月中，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什么？
李文普回忆：“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
吴法宪也回忆：“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12〕
很多学者，比如王年一〔13〕、高文谦〔14〕和高华〔15〕，就曾持林彪求见毛泽东遭拒的见解。
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回忆，“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毛家湾查到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一个信稿，内容是：“毛主席：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16〕
吴忠还回忆，林彪的这个“四不一要”的信稿最终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17〕
这也就是说，并非毛泽东拒绝了林彪的约谈请求，而是林彪本人在仔细权衡利害之后，最终打消了与毛泽东好好谈谈的念头。
林彪5月23日的信稿反映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想。笔者认为，该信稿的核心内容就是希望十年不动他的班底。实际上，从庐山会议的风头转向开始，林彪就十分注意对自己班底的保护。
从信的内容看，尽管林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承认只有毛泽东才可以“面授机宜指示”捉、关、杀 “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而且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林彪还主动提出将原属于四野的三十八军调离北京，但林也有以守为攻的策略考虑，“一要”让毛泽东有专断权的同时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四不”可收笼络人心之效，毕竟“文革”折腾了五年，无数昔日政要的落魄令此时的中共高干，不止黄、吴、李、邱，都怕过朝不保夕的日子。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康生、张春桥也有疑似“叛徒”的小辫子抓在别人手里。
此外，林彪采取的仍然是“不自责”--不做自我批评的态度，而当时最让毛泽东恼火的事情就是林彪始终“不自责”。
笔者认为，毛、林关系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就坏在林彪始终“不自责”的态度上。而林彪信稿中建议的十年内对现任高官“实行四不一要”以及“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的做法，特别是提到对“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的预防，无异于是和毛泽东在讨价还价，因此只会徒增毛泽东的反感，而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而且，周恩来在林彪和他说此事时已经委婉地表达过“有这个必要吗？”的异议。〔18〕也就是说，周恩来并不赞同林的这个想法，因为林信一旦上达毛泽东，还会引起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默契甚或“结盟”的猜疑。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这个信稿充分反映了他的“丘八”本色和个性：“四不”的诉求太直白；明明是请求，可开篇就要求“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这显然不是一个副职该有的说话口气；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以 “乱令”称之，把对立面的人看作“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而这难免被毛泽东认为有影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嫌。
因此，笔者认为，林彪最终没有送出此信，除了他自己的反复考虑之外，比如想起了彭德怀1959年7月在庐山写信却被毛泽东判定为“下战书”后的下场，还可能受了周恩来意见的影响，更可能是曾经被毛泽东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叶群进行了干预，毕竟5月1日夜，叶群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的很好”，而且在5月中旬，她奉林彪之命，和黄永胜、吴法宪一起同江青有过一次效果良好的“谈心”〔19〕，所以叶群不想让林彪节外生枝。
林彪不可能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时不辞而别
从前面介绍的背景看，林彪不可能在6月3日上午陪同毛泽东会见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与毛泽东“形同陌路”，而且“不辞而别”。从当时的新闻图片看，林彪见了毛泽东还是一副“紧跟”的表情，而且心情不坏。
实际上，当时林彪对江青都是虚与应酬，甚至有些低声下气，比如他5月14日叫叶群约着黄永胜、吴法宪去看望江青，尽管黄永胜、吴法宪在此前已经去看过江青；在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去过之后又问候江青。〔20〕说穿了，林彪就是通过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向可以上达天听的江青示好，甚至示弱，这个时候，他本人怎么可能会公开、直接冒犯毛泽东呢？
虽然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当天举行的招待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但没有参加毛泽东和林彪先前接见活动的江青和叶群代表他们出席了。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林彪干了什么？
毛泽东和林彪在6月3日的见面中没有发生不快的另一个佐证就是几天后江青主动打电话给林彪，说：“主席说林副主席学习最好。我想给你照一张学习毛选的免冠像，命题叫‘孜孜不倦’。请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到我住处来。”〔21〕林彪、叶群连续两日赴约到钓鱼台江青处照相。〔22〕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次照相以及照片随后的发表，使得林家上下都认为他们摆脱了自庐山会议以来所处的困境：6月11日，叶群告诉江青：“林彪同志的照片收到了。林彪同志说照的非常好。”6月13日，叶群又告江青：“照相的问题，我向法宪同志讲了，他们说对他们鼓舞很大。”6月22日，叶群再告江青：“《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用林彪同志照片问题， 我报告林彪同志了，林彪同志说还是用看毛选的好。”〔23〕叶群在照片正式刊出后，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24〕林立果对其同伙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叶群检讨过关了。江青也作了姿态……”〔25〕
还需要一提的是，黄瑶说林彪全家是6月15日到北戴河的〔26〕，而实际上林、叶是 7月18日才离开北京并到达北戴河〔27〕。那么，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中，林彪、叶群主要干了什么呢？他们大概以为难过的日子过去了，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28〕7月10日晚10点，叶群甚至还亲自到文物管理处“挑选”文物，而且去之前一周，文物管理处就被电话告知“首长要来”。〔29〕此外，林彪、叶群一双儿女的婚事也在加紧筹划了。
林彪最终不辞而别
至于毛泽东，他一定会从周恩来那里获知林彪有过想和他面谈的意图，而且会写信向他请示。尽管毛泽东不完全清楚林彪想谈什么，但他期待的是林彪会主动向他做些自我批评。然而，林彪在6月3日同他见面时并未做什么表示，此后也没有任何表示。从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说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30〕这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没接到林彪的约谈请求而失望、恼怒过，甚至迁怒于叶群。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认为无论从治国理念，还是组织路线，林彪都不符合他的期望，所以他要通过“南巡”为最终换下林彪而造势。
扯远了，回到主题：要说1971年林彪从不曾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也不属实，9月13日他踏上不归之路时就未与毛泽东辞别，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注释：
〔1〕黄瑶：《叶群的性格与命运》，《党史博览》，2013年6期。
〔2〕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转引自《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杜，1995年，57－76页。
〔3〕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总97期。
〔4〕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下）》，《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9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455页。
〔6〕逄先知，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591页。
〔7〕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
〔8〕《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778页。
〔9〕1971年五一劳动节视频
〔10〕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四）》，《武汉文史资料》，2012 年4期。
〔11〕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期。
〔12〕《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860页。
〔13〕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2期。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322－323页。
〔15〕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总97期。
〔16〕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
〔17〕《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18〕《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19〕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期。
〔20〕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21〕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22〕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党史博览》，2010年1期。
〔23〕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
〔24〕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25〕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00页。
〔26〕黄瑶：《叶群的性格与命运》。
〔27〕杨子万：《“九一三”事件后的山海关机场》，《党史博采》，2001年1期。
〔28〕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229页。
〔29〕章涧青：《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窃夺文物记》，《百年潮》，2004年1期。
〔30〕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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